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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分析蔡元培的大學制度思想

發布時間:2014-07-15 14:29所屬分類:成人教育瀏覽:1加入收藏

內部結構改革的另一個主要內容是“廢門改系”。這一改革使得北京大學的組織體系由“大學一科一門”3個層次變為“大學一系”兩個層次。各系內還成立

  【摘要】:內部結構改革的另一個主要內容是“廢門改系”。這一改革使得北京大學的組織體系由“大學一科一門”3個層次變為“大學一系”兩個層次。各系內還成立了教授會,議決系內重要事項。改革后的1919年,北京大學設立了數學系、物理系、化學系、地質學系、哲學系、中文系、英文系、法文系、德文系、俄文系、史學系、經濟系、政治系、法律系等14個文理系。

  【關鍵詞】:蔡元培,大學,思想

  目前,我國的高等教育事業正面臨歷史上少有的發展機遇和挑戰。如何從大學制度建設上把握和應對是關系到我國高等教育事業能否順利發展的關鍵。在這種情況下,回顧我國大學制度建設的歷史經驗和教訓,特別是重溫蔡元培等著名教育家的大學制度建設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

  1916年12月26日,北京政府教育部奉大總統令正式任命蔡元培為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學校長以后,參照近代西方大學制度,根據自己的教育理念,對北京大學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正如加拿大學者許美德所說:“直到1917年蔡元培再次從歐洲回國以后,大學自治權和學術自由的思想才開始在北京大學和大學院里初露端倪。由于早期曾跟隨馬相伯學習拉丁文和歐洲哲學,再加上后來兩次在德國和法國的長期考察,這就使得蔡元培的思想深受歐洲文化的影響。按照他的想法,中國的現代大學應該以德國式的自治權和學術自由作為其組建的根本基礎。蔡元培‘教授治校’的思想在他1912年草擬的教育法令中就充分反映了出來。他就任北京大學校長以后,開始按照其教育思想對北大進行改革。”(注:許美德著.許潔英主譯.中國大學(1895-1995)——一個文化沖突的世紀.教育科學出版社.2000.68.)這些改革措施從實質上實現了北京大學的近代化,而且對中國近代大學制度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一、轉變學校性質:從官僚養成所到研究高深學問之所

  針對當時北京大學的教師不研究學問、學生為做官而學習的現狀,蔡元培首先提出了大學是研究高深學問的機構的主張。1917年1月9日,蔡元培在就任北京入學校長的演說中指出:“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注:中國蔡元培研究會編.蔡元培全集(第3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8.)1918年9月20日,他在北京大學開學式的演說中說:“大學為純粹研究學問之機關,不可視為養成資格之所,亦不可視為販賣知識之所。”(注:中國蔡元培研究會編.蔡元培全集(第3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382.)為了從根本上轉變學校的性質和學生觀念,使學生有研究學問的興趣,使學校真正成為研究學問的地方,他在以下四個方面進行了全面的整頓:

  第一,轉變學生的思想觀念。民國初期的北京大學,是一所封建思想和官僚習氣都十分濃厚的學校,學生多為升官發財而求學,對研究學問沒有絲毫興趣。1917年1月9日,蔡元培在就任北京大學校長的演說中指出:“求學于此者,皆有做官發財思想,故畢業預科者,多入法科,入文科者甚少,入理科者尤少,蓋以法科為干祿之終南捷徑也。”在升官發財思想的支配下,學生“平時放蕩冶游,考試則熟讀講義,不問學問之有無,惟爭分數之多寡”。考試結束后,學生則將“書籍束之高閣,毫不過問,敷衍三四年,潦草塞責”。對于教員,則“不問其學問之淺深,悱問其官階之大小。官階大者,特別歡迎,蓋為將來畢業有人提攜也”。(注:中國蔡元培研究會編.蔡元培全集(第3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8.)一些教員雖時時請假,年年發舊講義,“而學生特別歡迎之,以為有此師生關系,可以畢業后奧援也。”因此,學生們“對于學理,毫無興會”。(注:中國蔡元培研究會編.蔡元培全集(第3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670.)為轉變學生的思想觀念,蔡元培在就任北京大學校長的演說中開宗明義地指出:“諸君來此求學,必有一定宗旨,欲知宗旨之正大與否,必先知入學之性質。今人肄業專門學校,學成任事,此固勢所必然。而在大學則不然,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此后,他對這一思想進行了反復闡述:1918年9月,他在北京大學開學典禮的演說中說:“大學為純粹研究學問之機關,不可視為養成資格之所,亦不可視為販賣知識之所。”(注:中國蔡元培研究會編.蔡元培全集(第3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382.)1918年11月,他在《〈北京大學月刊〉發刊詞》中說:“所謂大學者,非僅為多數學生按時授課,造成一畢業生之資格而己也。”(注:中國蔡元培研究會編.蔡元培全集(第3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450.)他要求學生必須“抱定宗旨,為求學而來。入法科者,非為做官;入商科者,非為致富。宗旨既定,自趨正軌。”(注:中國蔡元培研究會編.蔡元培全集(第3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700.)“大學學生,當以研究學說為天職,不當以大學為升官發財之階梯。”(注:中國蔡元培研究會編.蔡元培全集(第7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501.)1919年9月20日,在北京大學開學典禮上,蔡元培又指出:“大學并不是販賣畢業證書的機關,也不是灌輸固定知識的機關,而是研究學理的機關。所以,大學的學生并不是熬資格,也不是硬記教員講義,是在教員指導之下自動的研究學問的。”(注:中國蔡元培研究會編.蔡元培全集(第3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11.)蔡元培的這些講話,抓住了學生思想的要害,給了學生們一個新的靈魂,使學生們真正確立了以研究學問為求學之宗旨。

  第二,整頓教師隊伍。蔡元培認為,當時的北京大學之所以聲名狼籍,“一在學課之凌雜,二在風紀之敗壞。救第一弊,在延聘純粹之學問家,一面教授,一面與學生共同研究,以改造大學為純粹研究學問之機關。救第二弊,在延聘學生之模范人物,以整飭學風。”(注:中國蔡元培研究會編.蔡元培全集(第3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673.)因此,是否有一支合格的教師隊伍,是改革能否取得成功的關鍵。一是“廣延積學與熱心的教員,認真教授,以提起學生研究學問的興會。”(注:中國蔡元培研究會編.蔡元培全集(第8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510.)“延聘教員,不但是求有學問的,還要求于學問上很有研究的興趣,并能引起學生的研究興趣的。”二是聘請教師時,“以學詣為主”,堅持“人才主義”,打破年齡和資格的限制。“據1918年的統計,全校200多教員中,教授的平均年齡只有30多歲,甚至有26、27歲的教授。”(注:為了民主與科學——許德珩回憶錄.北京青年出版社.1987.22.)例如,李大釗、胡適、梁漱溟等人20多歲就當了教授。對學有專長者,蔡元培不論其信仰、派別,專用其一技之長。他對獨尊某一學術流派的做法提出了批評:“中國素無思想自由之習慣,每好以己派壓制他派,執持成見,加釀嘲辭。”(注:中國蔡元培研究會編.蔡元培全集(第3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673.)因此,蔡元培主張各種學術流派自由競爭、自由發展。他說:“無論何種學派,茍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者,兼容并包,聽其自由發展。”(注:中國蔡元培研究會編.蔡元培全集(第3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576.)“學術上的派別,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所以每一種學科的教員,即使主張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讓他們并存,令大學生有自由選擇的余地。”(注:中國蔡元培研究會編.蔡元培全集(第7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502.)“大學教員所發表之思想,不但不受任何宗教或政黨之拘束,亦不受任何著名學者之牽掣。茍其確有所見,而言之成理,則雖在一校中,兩相反對之學說,不妨同時并行,而一任學生之比較而選擇,此大學之所以為大也。”(注:中國蔡元培研究會編.蔡元培全集(第6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597.)當時的北京大學,各派競相開講授課,各顯其能,出現了百家爭鳴的局面。加拿大學者許美德曾說:“五四運動前后,北京大學之所以成了眾多著名學者的聚集地,這完全是由于蔡元培在學術爭論中采取了‘兼容并包’政策的緣故。當時,在他的不懈努力下,北京大學云集了許多中國最優秀的學者和教授,雖然這些學者的學術觀點從激進主義到保守主義各不相同,但是北京大學仍然毫不例外地為他們的學術爭鳴提供了一個自由的場所。”(注:許美德著.許潔英主譯.中國大學(1895-1995)——一個文化沖突的世紀.教育科學出版社.2000.69.)同時,對于各派之學說、各家之思想,不能以聽講人數之多寡來衡量其價值、優劣。他說:“大學自然為教授、學生而設,然演講既深,已成為教員與學生共同研究之機關。所以一種講義,聽者或數百人以至千余人;而別有一種講義,聽者或僅數人。在學術上之價值,初不以是為軒輊也。”(注:中國蔡元培研究會編.蔡元培全集(第6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597.)三是用人所長,不求全責備。蔡元培說:“夫人才至為難得,若求全責備,則學校殆難成立。”他曾舉例說:“復辟主義,民國所排斥也,本校教員中,有拖長辮而持復辟論者。以其所授為英國文學,與政治無涉,則聽之。籌安會之發起人,清議所指為罪人者也,本校教員中有其人,以其所授為古代文學,與政治無涉,則聽之。嫖、賭、娶妾等事,本校進德會所戒也,教員中間有喜作側艷之詩詞,以納妾、狎妓為韻事,以賭為消遣者,茍其功課不荒,并不誘學生而與之墮落。”(注:中國蔡元培研究會編.蔡元培全集(第3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701.)四是對不稱職的教師包括那些濫竽充數的洋教員,力主大刀闊斧地予以裁減、辭退。曾有一名裁撒的法國教員提出控告,蔡元培則委托王寵惠出庭,指出解聘理由“都按著合同上的條件辦的”,使對方敗訴。另一名被裁撤的英國教員甚至請出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出面交涉,蔡元培根本不予理會。朱爾典竟威脅說:“蔡元培是不要再做校長的了。”蔡元培聽后,僅是一笑置之。

  第三,充實教學內容。蔡元培對舊大學獨尊儒術、壓制思想十分不滿,主張“循思想自由的原則,取兼容并包主義”,來改革和充實教學內容。所謂“兼容并包”,就是實行學術民主、百家爭鳴,允許不同學派自由發展,自由講學。蔡元培曾說:“我對于各家學說,依各國大學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則,兼容并包。無論何種學派,茍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達自然淘汰之命運,即使彼此相反,也聽他們自由發展。”(注:中國蔡元培研究會編.蔡元培全集(第8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511.)“兼容并包”在教學內容改革方面的表現是,既積極吸收國外最先進的科學文化,用“世界的科學取最新的學說”來充實教學內容,又重視對我國傳統文化精華的吸取,并用“新的方法來整理”我國豐富的文化遺產、思想資料。(注:中國蔡元培研究會編.蔡元培全集(第3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670.)

  蔡元培在改革大學教育內容方面容納百家,兼收中西,冶各派于一爐,除了遵循“世界各大學通例”外,主要在于他的“器局大,識見遠”。對此,梁漱溟曾有一段精彩論述:“蔡先生除了他意識到辦大學需要如此之外,更要緊的乃在他天性上具有多方面的愛好,極廣博的興趣。意識到此一需要,而后兼容并包,不免是人為的(偽的);天性上喜歡如此,方是自然的(真的)。有意的兼容并包是可學的,出于性情之自然是不可學的。有意兼容并包,不一定兼容并包的了;唯出于真愛好,而后人家乃樂于為他所包容,而后盡管復雜卻維系得住。——這方是真器局、真度量。”(注:陳平原、鄭勇編.追憶蔡元培.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7.145.)梁漱溟本身也在蔡元培“聚攏包容之中”,自是深解其味、語語中的。

  第四,整頓學生課外生活秩序,提倡組織社團、創辦刊物,以豐富學生的課余生活。1917年6月,蔡元培曾這樣描述其時北大學生的課外生活,“北京大學學生,頗為社會所菲薄。……講堂以外,又無高尚之娛樂與學生自動之組織。故學生不得不于學校以外,競為不正當之消遣。此人格所由墮落也。”(注:中國蔡元培研究會編.蔡元培全集(第3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9.)他認為,只有豐富學生的課外生活,組織各種形式的社團,創辦刊物,學生才能“以正當之娛樂,易不正當之娛樂,庶于道德無虧,則于身體有益”。

  因此,他積極倡導并推動建立了包括學術研究、文體活動、道德自律、社會活動等形式的各種社團,開辦報紙、雜志,“推廣進德會,以挽奔競及游蕩之習。并延積學之教授,提倡研究學問之興會;助成體育會、音樂會、畫法研究會、書法研究會等,以供正當消遣。助成消費公社、學生銀行、校役夜班、平民講演團等,及《新潮》等雜志,以發揚學生自動之精神,而引起其服務社會之習慣。”(注:中國蔡元培研究會編.蔡元培全集(第3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671.)這些社團的成立,既使學生養成了“研究學問的興趣”,又使學生養成了“學問家之人格”。

  經過蔡元培的整頓和努力,北京大學的面貌煥然一新,“北大從一個官僚養成所變成名副其實的最高學府,把死氣沉沉的北大變成一個生動活潑的戰斗堡壘”。(注:陳平原、鄭勇編.追憶蔡元培.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7.168.)

  二、建立新的學校領導管理體制:從少數官僚說了算到教授治校

  蔡元培按照教授治校和歐美各國資產階級民主制原則,主張對大學實行民主管理。他明確指出:“本校事務,是全體職員共同負責的。”(注:中國蔡元培研究會編.蔡元培全集(第3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698.)并對以前由校長和學監專制的管理體制提出了批評,“我初到北京大學,就知道以前的辦法是,一切校務都由校長與學監主任庶務主任少數人辦理,并學長也沒有與聞的,我以為不妥。”況且,在他看來,在大學實行民主管理,亦是由大學的本質屬性所決定的,“德國革命以前是很專制的,但是他的大學是極端的平民主義。”(注:中國蔡元培研究會編.蔡元培全集(第3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692.)因此,在他就任北京大學校長之后,著手建立了新的學校領導管理體制。“第一步組織評議會,給多數教授的代表,議決立法方面的事;恢復學長權限,給他們分管行政方面的事。但校長與學長,仍是少數。所以第二步組織各門教授會,由各教授與所公舉的教授會主任,分任教務。將來更要組織行政會議,把教務以外的事務,均取合議制。并要按事務性質,組織各種委員會,來研討各種事務。照此辦法,學校的內部組織完備,無論何人來任校長,都不能任意辦事。”(注:中國蔡元培研究會編.蔡元培全集(第3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693.)“北大此后亦當組成健全的教授會,使學校決不因校長一人的去留而起恐慌。”(注:中國蔡元培研究會編.蔡元培全集(第7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504.)在他的積極推動下,北京大學的管理體制日漸完善,一切校務都有章可循。

  第一,大學設立評議會及行政會議。首先,設立評議會。評議會是全校最高的立法和權力機構,評議會由評議員若干人組成。校長和各科學長是當然評議員,另每5名教授產生1名評議員。1年改選一次。校長任評議會議長,負責召集評議會會議和改選等事宜。評議會的任務是制定、修改大學規則及有關條例、決定學科的設立與撤消、審查教師的學銜和學生的成績,提出經費的預決算等。在設立評議會的同時,北京大學還成立了行政會議。行政會議乃全校最高的行政機構和執行機構,掌握全校行政大權,負責實施評議會議決的行政方面的事務。其成員由各專門委員會的委員長、教務長、總務長構成,校長兼任議長。與評議會相同,不具有教授資格的人不能成為行政會議的成員。評議會所決定的事項,由行政會議指導下設的各專門委員會負責實施。當時北京大學設立的專門委員會有庶務、組織、預算、出版、器械、圖書、教師聘任、會計監查、入學考試、新生指導、學生自治等委員會。

  第二,設各科(系)教授會。1917年12月,北大評議會議決各科設教授會。教授會會員從教授、講師中產生,教授會主任由會員公舉,任期二年。1919年改門設系后,改稱各系教授會。各系系主任由教授會投票選舉。教授會負責規劃本系的教學工作,如課程設置、教科書的采擇、教授法的改良、學生選科的指導及學生成績考核等。

  第三,設教務會議和教務處。北大的教務原來一直由各科學長掌握,處于極其分散、封閉的狀況。1919年北大廢門設系后,蔡元培主持設立了教務會議和教務處,統一領導全校的教學工作。教務會議由各系系主任組成,并由其互推教務長1人,任期1年。教務處即為主持全校教務的常設機構。

  第四,設總務處。總務處主管全校的人事和財物工作。總務長由校長委任。北京大學管理體制的改革,改變了舊北大的官僚衙門作風,調動了各科專家學者的積極性,提高了行政工作效率,克服了分散狀態,推動了北大向近代新型大學的轉變。曾任北京大學教務長的顧孟余以贊賞的口吻評論說:“先生(蔡元培)已樹立評議會及各種委員會等之制度,決定政策,以分工辦法,處理各種興革事宜,然而非校長之清公雅量,則此制度不克成立,非師生絕對信賴校長,此制度不易推行也。”(注:憶蔡孑民先生.香港《大公報》.1940.3.24.)

  三、采用選科制:從強求一律到發展個性

  1918年,蔡元培率先在北大廢除年級制,實行選科制。

  尊重個性、發展個性,是蔡元培提倡實行選科制的思想基礎。年級制阻礙了學生的個性發展,限制了學生的選課范圍,使學生不能兼習其他系的課程。同時,年級制“使銳進者無可見長。而留級者每因數種課程之不及格,須全部復習,興味毫無,遂有在教室中瞌睡,偷閱他書及時曠課之弊,而其弊義傳染于同學。”(注:中國蔡元培研究會編.蔡元培全集(第3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672.)為了避免這些弊端,他希望通過實行選科制,給學生提供選擇學習內容、學習進度、調動學習積極性的機會。

  文理溝通,是蔡元培提倡實行選科制的理論基礎。無論文科還是理科,都是大學課程設置的中心內容,但文理分科阻礙了學生的全面發展,弊端很多。蔡元培指出:“文科之史學、文學,均與科學有關,而哲學則全以自然科學為基礎,乃文科學生,因與理科隔絕之故,直視自然科學為無用,遂不免流于空疏。理科各學,均與哲學有關,自然哲學,尤為自然科學之歸宿,乃理科學生,以與文科學生隔絕之故,遂視哲學為無用,而陷于機械的世界觀。又有幾種哲學,竟不能以文理分者,如地理學包有地質、社會等學理。人類學包有生物、心理、社會等學理。”(注:中國蔡元培研究會編.蔡元培全集(第3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672.)為了避免這種弊端,文理科的學生除了學習各自的專業課程以外,還要兼修哲學、心理學和教育中等核心課程。

  當時,北大的選科制規定,本科學生學完80個單位(每周一學時,學完全年課程為一單位)、預科學生學完40個單位即可畢業。針對學生僅憑興趣聽課、博而不精、忽視基礎知識學習的弊端,他一再強調,“這種制度只能行之于高等以上的學校,并且學生只有相對的選擇,無絕對的選擇。除必修科以外的科學,才有選擇權。”同時,“學生所選的科學必須經教員審定,因教員知道選何者有益,選何者無益,如走生路,若無人指引,易入歧路。”(注:中國蔡元培研究會編.蔡元培全集(第4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330.)學校將課程分為必修、選修兩類。本科學生80個單位,一半為必修課,一半為選修課。預科學生40個單位中,四分之三為必修課。選修課不僅可選本系課程,也可選外系課程。實行選科制,對于提高學生學習興趣,發展學生個性,培養專門人才,起到了積極作用。

  四、調整系科設置:廢門設系

  改革前北京大學的內部結構按照《大學令》所規定的“大學一科一門”3個層次所組成,即北京大學內設有文、理、法、商、工5科,各科下設若干門。如理科內有物理學門、化學門,法科內有政治學門、法律學門等。

  內部結構改革首先是在科這一層次上,擴充文科和理科,“今既以文理為主要,則自然以擴張此兩科,使漸臻完備為第一義”,(注:中國蔡元培研究會編.蔡元培全集(第3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256.)并將其他科系從北大中分離出去(工科并入北洋大學,法科預備獨立,商科歸并法科),使北京大學成為文理科大學。1918年1月27日,蔡元培在國立高等學校校務討論會上提出大學改制議案。蔡元培指出:“我國高等教育之制,規仿日本,既設法、醫、農、工、商各科于大學,而又別設此諸科之高等專門學校,雖程度稍別淺深,而科目無多差別。同時并立,義近駢贅。且兩種學校之畢業生,服務社會,恒有互相齟齬之點。”(注:中國蔡元培研究會編.蔡元培全集(第3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255.)要解決重復辦學這一問題,蔡元培認為應該學習德國的大學制度,“竊查歐洲各國高等教育之編制,以德意志為最善。其法科、醫科既設于大學,故高等學校中無之。理工科、商科、農科,既有高等專門學校,則不復為大學之一科。而專門學校之畢業生,更為學理之研究者,所得學位,與大學畢業生同。普通之大學學生會,常合高等學校之生徒而組織之。是德之高等專門學校,實即增設之分科大學,特不欲破大學四科之舊例,故別列一門而已。”(注:中國蔡元培研究會編.蔡元培全集(第3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255.)“孑民之意,以為大學實止須文理科,以其專研學理也。而其他醫、工、農、法諸科,皆為應用起見,皆偏于術,可仿德國理、工、農、商高等學校之制,而謂之高等學校。”(注:中國蔡元培研究會編.蔡元培全集(第3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671.)要解決學生之間“互相齟齬”、“重術而輕學”這一問題,則應持“學術分校”原則。“兼設文、理、法、商、工各科之北京大學,則又以吾國人科舉之毒太深,升官發財之興味本易傳染,故文、理諸生亦漸漬于法、商務科之陋習(治法、工、商者,本亦可有學術上之興會,其專以升官發財為的者,本是陋習)。而全校之風氣,不易澄清。”(注:中國蔡元培研究會編.蔡元培全集(第3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291.)為此,蔡元培提出了改編大學制度的議案,即“大學專設文、理二科。其法、醫、農、工、商五科,別為獨立之大學。其名曰法科大學、醫科大學等。”(注:中國蔡元培研究會編.蔡元培全集(第3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255.)對于蔡元培的這一改革,加拿大學者許美德曾評述說:“在大學課程設置方面,蔡元培的觀點深受德國教育思想的影響。他認為無論是文科還是理科,都是大學課程設置的中心內容。……蔡元培也曾計劃把北大的工程技術專業合并到天津的北洋大學,因為他認為,中國的實用和專業性院校的建設應該仿效德國技術學院的辦學模式。此外,他還曾試圖把北大的法律專業變成一個獨立的專業學院,但沒有成功。從蔡元培的這些努力中我們可以發現,他試圖從根本上改革北京大學的辦學模式,這所大學自從1898年建校以來,主要課程就是政治和法律,以鼓勵青年追求仕途。”(注:許美德著.許潔英主譯.中國大學(1895-1995)——一個文化沖突的世紀.教育科學出版社.2000.70.)

  這一改革是蔡元培“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主張的重要體現。蔡元培強調大學的研究性質,并非意味著所有高等院校都要成為“研究高深學問”的機構。相反,一個國家的高等教育體系應當是多種層次、多種門類、多種體制的,這樣才能在不同的教育方式和管理模式下培養出社會需要的各種各樣的人才。他主張“學術分校”,即,“治學者可謂之‘大學’,治術者可謂之‘高等專門學校’。”(注:中國蔡元培研究會編.蔡元培全集(第3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291.)在他看來,大學是培養學者,全面提高人的學術素養的,而高等專門學校則是造就高等職業技術人才。對這兩類不同培養目標的高等學校,蔡元培主張應有不同的辦學方式。“在大學,則必擇其以終身研究學問者為之師,而希望學生于研究學問以外,別無何等之目的。其在高等專門,則為歸集資料,實地練習起見,方且于學校中設法庭、商場等雛形,則大延現任之法吏、技師以教之,亦無不可。即學生日日懸畢業后之法吏、技師以為的,亦無不可。”(注:中國蔡元培研究會編.蔡元培全集(第3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291.)在回答周春yuè@①對大學改制的異議時,蔡元培作了這樣的解釋:大學與高等專門學校,“二者有性質之別,而不必有所限與程度之差。……以此等性質之差別,而一謂之‘大’,一謂之‘高’,取其易于識別的,無他意也。”(注:中國蔡元培研究會編.蔡元培全集(第3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292.)后來亦反復強調這一點,高等專門學校,“其年限及畢業生資格,皆可與大學齊等。”(注:中國蔡元培研究會編.蔡元培全集(第3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671.)可見,蔡元培是將這兩類學校放在同等重要地位上的。

  蔡元培建設大學制度的努力,在北京大學取得了顯著成效。他改革北大的理論和實踐,深深地震撼了中國思想文化教育界,尤其是高教界。同時,蔡元培改造北京大學,也間接促進“五四”運動爆發,幾乎可說是“無心插柳柳成蔭”的奇跡。雖說文學改良、新文化運動更多地是與陳獨秀、胡適乃至搖旗“吶喊”的魯迅有著直接關系,但陳獨秀的北上以及隨后《新青年》陣營的形成,畢竟是蔡元培助成,所以梁漱溟才說:“陳胡以及各位先生任何一人的工作,蔡先生皆未必能作,然他們諸位若沒有蔡先生,卻不得聚攏在北大,更不得機會發抒。”(注:陳平原、鄭勇編.追憶蔡元培.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7.146.)“論人則蔡先生居首,論事則《新青年》出版在先。許多人的能以聚合是出自蔡先生的延聘,而《新青年》的言論倡導正都出自這許多人的手筆。”(注:陳平原、鄭勇編.追憶蔡元培.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7.144.)對于蔡元培的成就和影響,可謂是譽詞千篇。梁漱溟曾說:“蔡先生一生的成就……只在開出一種風氣,釀成一大潮流,影響到全國,收果于后世。”(注:陳平原、鄭勇編.追憶蔡元培.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7.144,147.)美國哲學家杜威曾說:“拿世界各國的大學校長來比較一下,牛津、劍橋、巴黎、柏林、哈佛、哥倫比亞等等,這些校長中,在某些學科上有卓越貢獻的,固不乏其人,但是,以一個校長身份,而能領導大學對一個民族、一個時代起到轉折作用的,除蔡元培而外,恐怕找不出第二個。”(注:馮有蘭著.中國現代哲學史.香港中華書局.1992.57.)《追憶蔡元培》一書的編者鄭勇則發出了這樣的感慨:“在蔡元培之前之后,北大校長走馬燈式地輪轉了多少才士俊杰,但提起北大校長,讓人首先想起的仍然是蔡元培,只有蔡元培。未名湖畔叢樹幽林間,蔡元培塑像謙和地獨守一片凈士,引領著每次瞻拜每次肅然起敬的目光;而在北大昔日的歷史傳統與今日的格局氣象中,蔡元培更內化成一種象征與啟示。無論歲月的塵埃如何起落飛揚,黯淡了多少偶像的色彩,無論時間的流水如何一去不返,動搖了多少權威的根基,既非權威、亦非偶像的蔡先生卻魅力不減風神依舊,因為自有后來者‘以口為碑,以心為碑,以文為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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