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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職稱論文發表大陸與臺灣體育交流

發布時間:2013-11-22 15:33所屬分類:成人教育瀏覽:1加入收藏

一般而論,大陸與臺灣的交往無非是民間和政府間兩種形態。而兩岸的體育交流卻提供了兼容民間、政府間交往的第三種交往形式。眾所周知,北京的外交

  一般而論,大陸與臺灣的交往無非是民間和政府間兩種形態。而兩岸的體育交流卻提供了兼容民間、政府間交往的第三種交往形式。眾所周知,北京的外交有相當的部分是由體育部門擔當和實際操作的。(注:大陸官方色彩很濃的體育著作,《當代中國體育》,這樣寫道:“我國的對外體育活動是整個國家對外活動的一部分,它遵循我國對外政策,為之服務,并適應我國體育事業的發展需要。”張彩珍等,《當代中國體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年,第389頁。)

  大陸與臺灣的交往雖然不屬于外交,但北京仍然希望體育擔任“先鋒”的角色以“促進祖國統一”。(注:趙經宏,《大學生體育》北京,1991年版,第20頁,第20頁,第16頁。)在兩岸的交往中,臺灣并不總是被動的,但由于資料上的限制,本文主要從中國大陸的角度回顧半個世紀左右兩岸的體育交流,兼顧評價其對中國和平統一的意義。

  半個世紀以來,大陸與臺灣的體育交往大致可以劃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北京以臺灣當局為敵,拒絕交往的時代。這一階段自50年代初開始持續到70年代;第二階段大陸接受臺灣運動員作為一個地區的代表和大陸運動員共同參加國際體育比賽。這個階段大致從80年代初開始到90年代初;此后的第三階段,北京政府對臺的體育交往政策沒有實質性的變化,但是兩岸的實際往來擴大了。更重要的是,許多往來屬于民間自發的,而且體育交往從比賽擴大到文化和(體育)經濟的范圍。下面我們先分階段對大陸和臺灣體育交流做一歷史回顧,然后作出分析和結論。

  一、中華人民共和國初期的革命體育外交

  應該指出的是,即使在這一時期,兩岸的體育也并非完全隔絕。至少是在觀念上不是完全隔絕的。北京政府一直在利用一切可能的方法和場合聲明自己對臺灣和臺灣人民的統治權和代表權。比如,在1960年第十七屆奧運會上,臺灣選手楊傳廣獲十項全能銀牌。大陸稱“這是中國運動員在奧運史上取得的第一枚獎牌。”(注:童樂編,《夢想與輝煌》,北京:民主與建設出版社,第198-199頁,第199頁,第200頁,第177-178頁,第180-182頁。)與此同時,在大陸舉行的四年一度的全國運動會,也被賦予了國家統一的重大意義。迄至80年代末,臺灣籍的代表總是出現在其他省市運動隊的隊伍之中,象征性地代表臺灣省。

  二、打開僵局的探索

  對臺灣政策的松動始于文革后期。與中美關系的巧妙改善一樣,大陸選擇了體育交往作為突破口。1971年1月25日,日本乒乓球協會會長、亞洲乒聯主席后藤鉀二專程來北京邀請中國參加第31屆世乒賽。當時中國正處于文革之中,已經有兩屆沒有參加世乒賽了。雖然當時雙方都有誠意,但會談還是僵持在臺灣問題上。日方表示可以將1958年周恩來提出的“日中關系三原則”,其中之一即:“[日本]不參加制造‘兩個中國’的陰謀”,寫入會談紀要。中方則要求在會談紀要中加上“臺灣是中國的一個省,是中國的神圣領土”一句話。后滕鉀二則表示,日本國內不能接受這樣的紀要。如果中方強求就無法談下去。最后周恩來打破僵局,說日本乒協無非是個群眾團體,不必強求。(注:徐寅生《我與乒乓球》,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第166-167頁,第204-206頁。)

  在國內的比賽上,北京也開始做相應的改變。迄至1987年,在大陸舉辦的全國運動會是把臺灣作為一個省來對待的,堅持比較僵硬的一個中國政策。在全運會上,臺灣籍運動員作為一個省隊和其他省的運動員一樣列隊入場。1980年代,北京加強了對臺灣的體育外交攻勢,邀請真正的臺灣代表隊而不是大陸的臺灣籍運動員組隊到廣州參加第七屆全國運動會。臺灣方面沒有反應。對此,北京表示了從未有過的尊重,沒有再拼湊一支“臺灣隊”。這樣,臺灣隊首次沒有出現在全國運動會的入場運動隊之中。(注:Susan Brownell, Training the Body for China: Sports in the Moral Order of the People‘ s Republic.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pp.317-18.)

  三、“乒乓內交”開兩岸體育交流之先河

  除了政策放寬外,兩岸體育交往的擴大還有賴于彼此的互利、互補,即在雙方運動員在國際競賽中共同提高成績。北朝鮮和韓國幾次組成乒乓球聯隊,就是這方面的一個例子。(注:最值得一提的是,在1991年第41屆世乒賽上,朝鮮聯隊擊敗已經9連冠的中國女隊,獲女團冠軍。)中國大陸體育從體制到優勢項目都與臺灣有很大的不同。這就有了交流和合作的可能性。

  大陸體育直至90年代初,一直是所謂的“舉國體制”。而即使是在90年代中期體育界開始大幅度體制改革以后,大陸的體育仍然是以官辦為主。輔之以市場運營。而臺灣的體育,在體制上與日本比較相似,即政府不給予很大投入。運動員主要是通過業余訓練來培養,并參加比賽。加上大陸人力資源遠遠超過臺灣,所以大陸競技體育的總體水平比臺灣要高許多。

  大陸體育的強項到了80年代基本上已經顯現出來了,主要是體操、跳水、舉重、射擊、羽毛球、(女子)排球等。當然,最為突出的是所謂中國的“國球”——乒乓球。在亞洲,大陸的優勢項目——特別是自90年代以來——還包括籃球、游泳、擊劍和田徑的部分項目。

  四、從體育外交到民間體育交流

  入鄉隨俗,應該說是民間體育交流的一個特點。陳靜到臺灣主要是企業資助,而不是像在大陸那樣入選國家隊,“吃皇糧”。1991年陳靜自大陸來到臺灣,先到新竹,受聘為電腦公司乒球隊選手兼教練。五年后在亞特蘭大奧運會上,代表中華臺北拿下一枚銀牌,并因此受到臺北官方的嘉獎。她在2000年悉尼奧運會上,又為中華臺北獲得一枚女單銅牌。

  打乒乓球并不是陳靜在臺灣的唯一事業。她還為化妝公司做形象代言人并籌辦自己的基金會,同時在臺灣推進青少年的乒乓球運動。與此同時,和大部分“海外兵團”的成員一樣,陳靜并沒有與大陸疏遠。她于1999年在廣州建立了一所“陳靜乒乓球學校”。陳靜本人還參加了大陸超級乒乓球聯賽。

  五、體育誘發的經濟、文化往來

  大陸退役運動員中——特別是知名運動員中——很大的一部分轉而從商。而這些“健將老板”們最大的優勢,就是有北京或地方省市的關系。這種關系始于昔日競技場上的“戰斗友誼”;進而發展成為運動員、教練員、體育官員的三位一體;最后發展為體育當局、各類企業和健將老板的關系。這種半官方、半私人的關系,起了穿針引線的作用,直接或間接地促進了兩岸的全方位交流。

  結語

  本文對近幾十年來兩岸的體育交流做了一個簡單的概述。兩岸交往大致上始于80年代。開始是作為北京“祖國統一外交攻勢”的一部分。到了90年代,這種交往開始并越來越具有民間自發的性質。盡管政治大環境的制約仍然是明顯的,但是體育交往的攻勢作用逐步淡化,開始還以本來面目。兩岸的體育交流從競技體育發展的角度看,雙方的互補性不大。無非是大陸退役運動員在國際大賽上幫助中華臺北拿獎牌。這種模式不能說沒有意義,但是并不能真正促進當地體育的發展,更不會在兩岸的和平統一中引發奇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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